非遗保护 全面小康的文化维度
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发展条件的前提下，必须有文化自信，必须在文化上得到尊重，普通老百姓才可能过上“小康”的日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的全面开展，完全可以看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一项必不可少的文化心理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的文化工程。在100多个签协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以最大的热情、最大的努力落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精神，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既有力推动了政府主导的若干制度建设，也为全国各地普通民众积极享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营造了友好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实惠的技术支持。
最值得称道的是，近代以来被机器工业所贬低、压抑、排斥的日常生活文化，正借助成为国家级和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机会而得到社会承认，为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增强文化自信的机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基础。因为小康社会既需要殷实的经济条件，也需要怡然自得的文化心理条件。
□ 新变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显然，这个专有名词不太符合汉语的造词习惯。它居然有7个字，还用“非”开头，任谁稍一琢磨都会觉得怪怪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颇为“夹生”的新词，在2001年随着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而引入中国社会之后，很快流行开来，在2006年就上升为“中国10大新闻热门词语”之一。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并不只是一个专门的项目。它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改变了传统的思维，重新赋予长期被贬低的文化以积极价值，调整了现代制度与草根文化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括的项目都归属我们原来习惯的分类，如民族艺术、民俗、民间文化等。曾几何时，这些原来归属民族民间文化的事项殊难像今天这样被主流文化如此高看，它们的传承总体来说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许多项目实际上都处于失传状态。那些幸存的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才有了“咸鱼翻身”的奇迹发生。
民间文化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它们不依存于现代工业和都市主流生活，无法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传承，与主流意识形态一些固有的观念格格不入，所以，此前社会评价一直较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中国后，民间文化的众多项目被重新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故而才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社会能见度，一下子成为媒体聚焦的中心；原先基金会给它们的实践者、拥有者带来种种麻烦，现在却转为带给他们荣誉、福利和谋生之道。国家级传承人仅从国家财政就能够每年得到上万元的生活津贴，截至2012年底，国家财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已经达到21.24亿元。
2005年，我国设立了“文化遗产日”，这一天，在全国众多的博物馆和高校校园内都能够看到大量非遗展示。2007年，我国宣布把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日，改变了近百年来国家制度层面对传统节日的忽视。而“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各地逐步展开，更改变了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回避民间文化的现象。非遗保护工作在中国的全面展开，归功于整个社会的参与，也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新话语
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是一个在文化上与国际接轨的过程。2004年，我国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一套关于文化的新话语引入进来，并通过全国性的社会动员，在建立非遗国家、省（市区）、市、县4级代表作名录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过程中实践这套话语，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面对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快速失落的严峻现实，面对国际上以西方文化为尺度衡量非西方文化及草根文化的不公平状态，以民俗学家、人类学家为主的国际知识界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平台，借助反思现代哲学和人文思想，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探讨重建人类文化的国际关系，最终确定建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名录”的建立程序非常规范。各签约国家和地区鼓励自己治下的各地、各种社群乃至个人（如工艺技能大师）把自己认为能够代表本地、本社群的文化呈报上来，经过专家评议，以项目的真实性和代表性为依据进行筛选，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名录；各国家和地区从名录中选择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项目呈报给教科文组织，经过独立的专家委员严格评选，入选者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每个民族、每个社群都有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历史，也都在自己的历史生活中创造了独特的文化。这样一个新的文化筛选机制，就是要让以前在以西方文化为衡量尺度的机制下不能呈现、不受重视的文化能够脱颖而出，并由此呈现一幅更能够代表人类社会真实生活的文化地图。
在这一新的文化筛选机制中，代表性的优先价值，连带地决定了判断文化传承者的优先地位。什么文化是能够代表特定社群的？首先取决于由谁说话。由文化社群（传承文化的社区及群体，包括民族群体、地方社会、社团等等）自己来说还是由别人来说，结果大不一样。名录的设计要求文化项目的持有人群自己申报或自愿委托机构申报，因此实际传承文化的社群就被置于整个体系的第一推动者位置。任何社区、群体（包括民族）都可以申报，都被鼓励申报能够代表自己的项目。申报什么？由文化社群通过内部机制选择、认可，外部只能起咨询、建议等服务性作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表达了其遵循的价值和诉求的目标，中国及时加入《公约》，积极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既造成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新主流文化的接轨，也给自己带来了公共文化与普通民众理顺关系、良性互动的机会。
新关系
中国的公共文化从单纯学校教育培养的现代文化转向包容传统日常生活传承的多元文化，这是中国社会充分展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是中国主流社会及文化更具有包容性的突出表现。我们相信，这种转变对于中国社会的和谐与活力，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友好互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有效展开，强调共生的文化生态观成为公共文化活动的逻辑，成为国家文化公共政策的依据。曾经作为改造对象的本土生活文化转而成为保护对象，一度“负面”的民间文化转而成为不可再生、无可替代的高价值遗产。由此，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学校传授的文化与口耳相传的文化、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就能够理顺关系，互通共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普通百姓才可能更好地分享怡然自得的日常生活，才可能在殷实的物质条件下逐渐养成自信自尊、自得其乐的文化心理，全面小康才具备了一个崭新的文化维度。
“有声有形”的文化体验
李盛丹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实施的时间是……”主持人话音刚落，现场的几十名学生就纷纷举手抢答，气氛十分热烈。
6月8日，在“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陕西咸阳乾陵举行的开幕式活动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有奖问答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市民参加，而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开幕式现场的非物质文化展演——蛟龙转鼓。
头戴金冠、身着古装、足穿黑靴、口吹马号的老汉，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各种阵形不断变换，场面气势磅礴，既能听到秦风古韵、震撼心弦的鼓乐之声，又看到腾跃旋转、英姿飒爽的舞蹈动作。参与表演的大都是乾县当地村民，他们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精彩的演技不时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蛟龙转鼓没有乐谱，舞蹈动作、鼓点啥的全靠民间艺人回忆和口头流传下来，我们好好表演，让它继续发扬光大。”现场表演的村民告诉记者。
活动中还可以体验“模拟考古”，这对于很多对考古有兴趣的人来说，真是一个不错的学习机会。在汉阳陵东阙门遗址新开设的“模拟考古区”，游客经工作人员讲解后，学习使用考古勘测工具洛阳铲，拿起铲子和刷子，下坑体验文物考古发掘的过程，一边轻轻刨土，一边细心观察是否有遗迹遗物，当有所发现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便会现场讲解如何识别器物并且介绍器物的历史。在8个模拟考古坑里，埋有各类博物馆藏品的复制品，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大家的“考古发掘”过程显得有模有样。不少参与者反映，通过自己的亲身参与学习一段历史，更让人印象深刻。
